《北京折叠》:谁应该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抗风险能力更强，储蓄率和财产拥有率都比其他国家高很多，但为什么他们经常担心呢？
李春玲|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导读]北京病例的流动报告不仅预示了区域感染的风险，还传播了生活在大城市褶皱中的“普通人”的生存图景，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有案例表明，在燕郊拥有房产的人，虽然按社会价值来看可以算“中产阶级”，但他们的生活状态与我们想象中的大都市中产阶级生活大相径庭：早出晚归、通勤长途、加班带孩子、考研兼职——。他们的生活轨迹充满了对生活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位”？
本文作者发现，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在超大城市，在财富和收入上符合中产阶级标准，但在心态上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并不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年收入超过30万元的人群中，只有约一半的人认同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调查还显示，中产阶级的压力和焦虑主要来自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四个方面，其中住房问题是最大的焦虑。
但作者也指出，与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储蓄率和财产拥有率都远高于其他国家，但为什么他们却常常忧心忡忡呢？笔者认为，中产阶级心态难以培养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这是因为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务质量差，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快速变化催生了对物质欲望的强烈追求。作者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意味着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而且意味着一种和平、幸福、健康的小康社会心态。在这方面，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弥补底层人口，还要考虑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尽量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本文原载于 《文化纵横》 2016年第4期.篇幅有限，编辑删除。只代表作者的观点供你参考。
中国中产阶级
不安全感和焦虑
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近年来进一步增加和蔓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与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有关，还与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些内在特征有关。高速的经济增长、剧烈的社会变迁、演变中的文化价值，使这一迅速成长的社会群体，在享受到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也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困惑和矛盾。
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市场竞争加剧，生活成本持续上涨，股市和房市剧烈波动，未来的社会经济风险凸显，进一步增强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在年轻的中产群体成员或准中产青年群体中的焦虑感更为突出，他们急切渴望实现他们的“中产梦想”——有房有车、有体面职业和较高的稳定收入，然而实现梦想的过程似乎障碍重重。.人们普遍对买房或抵押贷款压力感到焦虑。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身心疲惫。对儿童优质教育机会的竞争更加昂贵和劳动密集型。还有很多中青年人纠结于“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的矛盾。
压力和焦虑对中产阶级身份有负面影响，使很多人在物质条件上有中产阶级外壳，但缺乏中产阶级心态。大多数符合专家学者定义的客观标准(如收入、消费、职业、教育等)的人。)不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群体的很多成员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而安全感和满足感是中产阶级认同的基础。安全感和满足感的缺乏，使那些拥有较高收入和较多财富的人难以培育出中产心态。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相对滞后的社会、文化、道德价值及政治领域变化演进之间的错位，是中产群体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产生的深层根源。
政府政策的缺失和对中产阶级诉求的反应迟缓，也加剧了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虽然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扩大中等收入人口比例”也是当前“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位置，但一直未能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来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2016年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转变结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来促进中产阶级群体的顺利成长，缓解他们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提高他们的社会满意度，培养中产阶级社会的心态。
收入和财富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也在快速增长。最近发布的一些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相当大。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贷研究院发布了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声称中国中产阶级人数世界第一，达到1.09亿，比排名第二的美国多出17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