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造假者王海:辛巴在哭 影帝就这样
近年来，王海一直在打击假货，在北京、天津和深圳都有公司。从1995年到现在，25年过去了。王海感觉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假货也没有少，假货还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些假货完全没有技术含量。
望海
我们的记者/李静
两部电话交替响起，短信不断。王海最近很忙，“因为辛巴，”他在回复一条紧急短信时说。没有标志性的墨镜，很难看出王海是犀利的伪造者。他背着背包，穿着一双黑色凉鞋，在气温最高零下10度的北京来去匆匆。他解释说，因为袜子很厚，所以足够暖和。
自从王海在微博账号上指出辛巴团队在直播室卖的燕窝产品是糖水，并随后发布了相应的检测报告后，这位1995年成名的专业造假者再次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事发后，辛巴在直播室大哭，说对不起粉丝和家人。王海回应：“影帝就是这样。”
今天王海继续跟进此事，提出几点要求：要求广州市市场监督局履行职责，查清楚辛巴是否有鸟巢；要求将辛巴交给警方；辛巴行为的定性分析；惩罚Aauto更快平台；要求监管部门追究白云区市场监管局涉嫌失职的责任。
近年来，王海一直在打击假货，在北京、天津和深圳都有公司。从1995年到现在，25年过去了。王海感觉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假货也没有少，假货还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些假货完全没有技术含量。
《中国新闻周刊》 ：当有新的销售渠道出现时，总免不了成为假货聚集地，这是否是新销售渠道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存在一定合理性？
王海：不讲道理。这种思维就是借口和借口，为自己的无知和无能找借口，说服自己。什么是新渠道？没有商店卖。直销、邮购、电话销售、智能销售、展示销售、电视购物和在线销售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是卖的，买卖都很简单，就是知情同意和公平交易。
《中国新闻周刊》 ：网络上对你有争议，有些人觉得你是打假英雄，有些人觉得你就是想挣钱牟利，你怎么看待这些标签？
王海：不重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上，我们是监督志愿者。因为客观上，我们已经暴露了一些欺诈行为。要看就要客观看待，因为主观性是不可预测的，诉诸未知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我们可以成为建设者和消费者，因为我们依赖的不是特权，而是公民身份和消费者权利，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所谓的打假是基于常识的，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些假货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中国新闻周刊》 ：你依据什么来选择打假的对象？假货这么多，哪些打？哪些不打？
王海：,让我先澄清一点。假货不一定可恶。可恶的是欺诈。不要混淆这个概念。事实上，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打击欺诈。比如自由市场的小商家卖标有Nike的袜子，三双10元。这种假，除非被侵权人出面，被侵权人出来，否则不能玩。这是消费者购买力的问题，他没有侵犯消费者权益。如果我一个月赚1000元，我去市场买一件20元的化纤毛衣。我很开心。20块钱不好吗？我可以将就，但你不能骗我。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这件毛衣是化纤的。那20就是20，我还能保暖。
至于我们打的骗局，打不打取决于风险和打的方式。比如我们起诉招商银行，很有可能败诉，可能没有胜诉的机会。第二，我们会考虑成本和收益。如果这件事很好争辩或者模棱两可，那就一文不值了。比如一个糖炒栗子广告说我们是最好的糖炒栗子，打都不值钱。要看对方有没有能力赔偿。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和平衡。最后当然要看社会价值。比如社会价值很大，没有经济价值也可以。比如辛巴就算没有经济价值也要做。
《中国新闻周刊》 ：有哪些是成本高，或者觉得打不赢，你们放弃的案例？
例如，在王海：,假烟在商业上风险太大。有的全村都在做假烟，远距离装摄像头。人还没到就被发现了，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警察不合作，我们就放弃。我不能为了工作牺牲我们员工的安全，而是优先考虑员工的利益。
《中国新闻周刊》 ：你觉得这20多年来，假货有什么变化吗？
近年来，王海：的欺诈行为没有多大变化。可以说没有变。还是隐瞒信息或者虚假信息的套路。只是媒介不同，本质不变。就是这两把刷子，造假还在侮辱人的智商。比如罗永浩卖的“皮尔卡丹”牌羊毛衫79.9元。除去销售提成，平台拿6%，罗永浩再拿20%或者30%。去掉运费和包装，剩下的就三四十块钱了。按照常理，这个价格是假的毛衣，但真的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但也有人认为，人们不尊重常识。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造假这么简单，不需要检验。
《中国新闻周刊》 ：有很多人质疑你，说你知假买假，你对这种评论怎么看？消费者可不可以知假买假？
王海：'s的质疑是无知。首先要明白立法的初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假一赔三”“假一赔十”是把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制度设计，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愿意站出来，用利益驱动去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主张是手段，伪造是目的，这叫立法初衷。
专业造假者就像红绿灯上面的监控，电子警察。以前只有红绿灯没有装摄像头。每天有多少人闯红灯？以前没有摄像头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有了摄像头之后，有没有侵入者？即使是特权车也不敢跑，因为闯红灯被处罚是必然的。那么各种造假之类的欺诈行为，如果是针对消费者和专业造假者的话，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支持惩罚性赔偿和专业打假，必然会迫使中国的产品质量升级，中国的服务质量升级，因为很难作弊，所以不敢作弊。立法者或决策者，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利益驱动机制，让消费者成为无处不在的监管志愿者，然后用这种不可避免的惩罚来约束欺诈，让经营者只能通过创新获利，只能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商品质量获利。那叫正道竞赛。